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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俊之子:清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局动戾气

发布时间:2019-11-03 19:08编辑:正版好彩客app浏览(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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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7岁的陈小鲁先生骑着破旧的二八自行车经过胡同口、一棵枇杷树和一株富贵籽。他在淡蓝色的铁门前跳下来,推车进院。来往的人们很难察觉这座老宅子与附近其他四合院的不同,只有一位游客停下来拍照,斑驳的灰砖墙上挂 ...  陈小鲁为什么而道歉  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  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的道歉。  文|赵涵漠 摄影|贺延光采访|赵涵漠 刘素宏  67岁的陈小鲁先生骑着破旧的二八自行车经过胡同口、一棵枇杷树和一株富贵籽。他在淡蓝色的铁门前跳下来,推车进院。来往的人们很难察觉这座老宅子与附近其他四合院的不同,只有一位游客停下来拍照,斑驳的灰砖墙上挂着块金属牌,证明这里曾是清代的一处官方机构。  陈小鲁与他的家人住在这儿,这里是其岳父粟裕将军的旧居。自行车停在角落里,岁月为它覆盖了黄和暗红的铁锈色,但车把和车座磨得发亮。陈小鲁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开国元帅陈毅之子,还曾是北京市第八中学革委会主任、1980年代的军队副师级干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  作为这个国家最著名的红二代之一,他曾尽力保持焦点之外的生活。但平静在今年8月打破,一封题为“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文革’中批斗学校领导发道歉信”的文章出现在媒体上;10月,陈组织了一场小型聚会,作为曾经的学生,向八中“文革”中受冲击的老师道歉。几十家中外媒体都在寻找他。  在这个热衷阐释的国家,陈的行为被符号化了。持以下两种猜测的各大有人在:港媒在报道中提出,有人将红二代陈小鲁的道歉视作对“文革”一贯暧昧态度的“风向标”;著名的左派孔庆东则在微博上发布了“一位陈小鲁的同学来信”,信中质疑其“是为干扰年底纪念活动”。陈小鲁的行为被大量网民赞扬。但陈的朋友郝新平则告诉《人物》,自己的另一位红二代朋友“很强烈地”表达了对陈的不满,说“陈小鲁不像话”。  为违反五四宪法第89条而道歉  对于陈小鲁来说,道歉并不是某种突如其来的念头。他曾数次在私下探访老师时表达悔意,说当年让老师受苦了。几个月前,一位老师向陈的校友计三猛提起,“文革”中受冲击的老领导们正在慢慢老去。陈小鲁听到转述后觉得,“再不正式道歉就来不及了。”  8月18日,也就是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整整47年后,陈小鲁接到了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秘书长黄坚的邮件,信内是一组八中“文革”时的照片,激进且恐怖的气氛从灰黄、模糊的老照片里透出:一个男老师畏缩地将写着“黑帮分子”的小黑板举过头顶;在戴着红领巾的学生的包围下,老支部书记华锦拿着铁锹在地上翻土;人们拥挤在批斗会现场,叉着腰观看老师低头认罪,他们面前挂着巨大的条幅,“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那是陈第一次在影像资料里看到八中“文革”的情景,他坐在沙发里回忆—这是装着日光灯和排风扇的客厅里最体面的家具,1980年代当他还是一名驻英武官时,他曾在电视里看到一部有关法国激进分子学习“小红书”的电影。而这组照片更令他感到震惊。他在给黄坚的回信里写道:“八中老三届同学会正在安排一次与老校领导和老师的聚会,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的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这封信被他当年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老同事吴伟看到,贴到了微博上,陈小鲁意外地被卷入舆论漩涡,接着他明白无误地表示会为自己的言论负责。  “我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但我知道他会同意。”吴伟向《人物》回忆,“因为他一直是敢做敢当的人。”  陈小鲁曾是“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在这场政治运动开始仅两个多月时,这名高三学生就近乎全票当选为八中革委会主任。他个子高大,性格沉稳,颇具备演讲技巧和鼓动能力,几乎是天生的领袖人物。他曾与四中的孔丹(中信前董事长、其母许明曾任周恩来秘书)、秦晓(招商局前董事长、其父秦力生是投奔延安的老革命)发起首都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1966年10月1日的游行中,陈组织500多名青年学生在金水桥前维持秩序,卫戍区一位师长与其联合调度。面对几百名闹哄哄的青年,师长先进行了45分钟索然无味的政治动员。等到陈小鲁上台,他只喊了三句话: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顿时掌声热烈,群情激昂。12345 / 5 页下一页

    对话陈小鲁:道歉无需成风,反思必须立行

    2013/11/15 | 记者/徐伟| 阅读次数:1772| 收藏本文

    记者:你这次组织同学公开道歉的直接动因是什么?

    陈小鲁:直接动因就是今年5月,老同学计三猛给我打电话,说自己回学校看望老师,生物老师赵荣尊告诉他,当年教过我们的老师,每年都有去世的,一个个地都凋零了,校领导都老了,他们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我们应该去看望一下,再不看就见不着了。这反映到计三猛头脑的第一想法,就是应该道歉,我们本身都有愧疚之情,这么多年了,大家也都想通了。

    我们原本准备开个一二百人的大会,除了老师到场以外,“老三届”的同学愿意来的都可以来,地点就定在八中。我们也希望现任领导、现任学生代表参加,让他们知道八中有这么一段黑暗的历史。在学校开有两个好处,一个是有场地,另一个是学校本身有一段情景再现的回忆。我们还讨论应该给老师们送点什么礼,我主张给老师写一封信,题目就是:感谢、道歉、祝福。但是由于时间问题我们一直没有办成,结果拖到8月份,我们的道歉活动就被媒体打断了。

    8月18日,同学会秘书长黄坚找出了8张当年批斗会的老照片,这些照片我从来没有看过,所以对我很震撼,一下就回到了当年,就写了那封道歉信。当时想,700多个校友,能有100多人点击就不错了,结果一下就被媒体发现,超过9万多的点击量,被媒体广泛报道。后来我们就不敢弄了,学校也害怕。我就说别找学校了,干脆办一个小范围的道歉会,这样也能交流更充分,我们16个班每个班都有联络员参加,联络员来了就可以见证和转达。

    记者:老师对你们的道歉是什么态度?

    陈小鲁:老师褒奖我们的善心,宽容我们的冒犯。老师的心态是很平和宽容的,有一位卢老师,是当时的辅导员,后来是党委副书记,他讲学生就跟我们的孩子一样,学生跟老师有冲突,就跟孩子跟父母有冲突一样,父母能计较吗?我们不会计较的。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毛主席号召各校都斗,很多学校都死了人,那个时候是常态。没有老师去追究过冒犯他的学生,即使受到了比较重的伤害。但是老师越是实在,对我们的要求就越高。我始终认为反思是必须的,但是道歉未必,不见得非要大家都道歉,形成一股风。

    记者: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错了?

    陈小鲁:在1966年8月19日的音乐堂批斗大会和两天后学校党委书记华锦自杀后,我就意识到自己错了,这两件事对我的影响冲击很大。当年我们只想到造反,认为校领导是代表资产阶级,结果后来发现搞了两个月,他们也没有什么大的要害问题,公开现行问题也没有,最后却受虐待自杀了,那你怎么向老百姓交代,怎么向家人交代?所以这件事,当时我心里很郁闷,现在还怪郁闷,而且当时我是校革委会的负责人,我也觉得自己有责任,怎么办呢?搞“西纠”。

    西纠对我来说,是我思想的一个转变,很明显的转变,就是从革命造反到保守,来维持秩序。那西纠有没有暴行?也有!有的学校还很厉害,但那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特别和我们成立西纠的宗旨是不一致的。当时一些高校学生冲击某个部委,我们跑去“救火”,当然会发生一点冲突,但这个责任不完全在西纠。所以有人说,陈小鲁应该为西纠的事情道歉,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也没什么可以道歉的。

    记者:除了发起对老师的批斗外,你在“文革”中,还有什么事觉得后悔?

    陈小鲁:“文革”十年,有五件事是我后悔的,一个是初期造反;第二个是音乐堂批斗大会;第三个是解散民主党派;第四个是我参加广州红卫兵组织的,去香港支持抗暴斗争的活动,这不是我主持的,当时也是年轻人的冲动,闹着玩,结果在半路上被截回来了;第五,就是在部队的时候主持批邓,尽管我非常不情愿,但是我必须要说,而且要说得很凶,因为我是当时沈阳军区最年轻的政治部主任,如果反对批邓,整个军区都会受牵连。主持这个工作,让我非常难受。

    我的道歉,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不是我一个人的。47年了,有些场景,你只要经历过就不会忘掉,不管你是不是试图去忘掉它,或者不愿意再提,或者回避,都解决不了,但真正愿意公开说出来,可能也会有一些顾虑。特别是那些真正打过人的人。他们有人问我,是不是因为你当时不主张打人,所以你敢于去面对去道歉,我说可能有这个原因。

    我虽然没打人,但我作为一个学生领袖造反了,破坏了学校秩序,才造成了侵犯人权的事。我问自己,一千多个学生,以我当时的身份和地位,我可以不造反,没有人强迫我必须造反,当时也有人包括一些干部子弟并没有造反,为什么我选择了造反?我造反了,那我就必须负责任,因为我精神领袖的作用在那里摆着。

    记者:你说不需要人人道歉,但问题是现在道歉的声音太少了,对“文革”的反思太少了。如果没有反思,谈何宽容?

    陈小鲁:反思是人人都在反思,不要认为谁没有反思,这么多年了,谁也忘不了当年的场景,以后他可能就不再干了。我们在1988年成立了同学会,1990年设立了奖教金,实际上都是反思,一种不是道歉的道歉。过去我们学生之间因为“血统论”有隔阂,现在关系都很好了,每年都有同学聚会。奖教金是我们每个人每年都拿出一万元,后来增加到两万,支持家庭困难的老师和同学,如果没有反思我们就不会做这些事情。

    我认为,只要头面人物道歉就行了,八中的事我要负责,因为我是学生领袖,我带领大家造反,大家造反当中出了问题,我当然有责任。而且由我出来讲,老师或许更容易接受,因为我没有打人,我还保护过他们。“文革”时期,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很多人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如果都道歉,也说不清楚。

    多数同学是支持我们的道歉行为的,一些“红二代”可能会有一些想法,但是这些想法不是说认为我道歉不对,而是觉得我们是被人利用了,这种道歉是对党的进攻,何必这么招摇呢?他们不了解情况,不是我们招摇,而是网络和媒体把我们挖掘出来,我们也没有想到。其实一些“红二代”也知道自己当年错了,但是不能说,说了会影响大局。所以,不一定不道歉的人就没有反思。

    记者:作为“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你对“文革”的反思是什么?你如何看待这场运动?

    陈小鲁: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在劫难逃,由于我们建国以后一系列的政策,走到“文革”也不奇怪,但是走出“文革”也是必然的,所以后期把“文革”否定了,开始拨乱反正,这实际上是老百姓的选择。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讲“文革”好,起作用吗?结果出来“四五运动”,如果迷信这种宣传舆论的作用,那是非常愚蠢的。

    在我看来,“文革”最大的问题就是违宪,我自己当年违反的就是五四《宪法》的第8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的人身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些老师被揪到台上去批斗,要低头认罪,这都是对人格的侮辱,人格的尊严受到了侵犯。还有强迫劳改,不让回家,这是非法逮捕。

    当时有两个口号,一个叫“造反有理”,一个叫“群众专政”。造反有理破坏了我们国家的体制,这个体制是《宪法》规定的。比如说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是人民代表大会选的,你要把他拿下来可以,但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不能把他的义务和权利隔离。谁行使国家主席的职务,都必须有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到现在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总是纠结于毛和刘、毛和邓的矛盾,其实根本问题是违宪。

    本来党内矛盾、干群矛盾、官民矛盾、师生矛盾,这些都是永远存在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关键是你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它。

    我们从来就没有进行过宪法教育,不仅是在过去,今天也是如此。你心目中是领导人说话管用还是《宪法》管用?肯定是领导人说话管用,现在都围绕着领导人转,领导今天讲这个,明天讲那个,但是法律讲得很少,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宪法》,根本就缺乏法制观念,人权问题是宪法的基本问题,但都不讲。

    记者: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社会上一些类似于“文革”的暴戾之气,一些人还要为“文革”翻案,你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是什么?

    陈小鲁:“文革”回潮或者极左思潮,是因为对历史不了解和现实不满意,但我们必须承认,任何时候都有极左和极右派,左中右是客观存在,把极左派杀掉还是会有极左派,这是个光谱。我相信,只要我们在法律的平台上,可以充分讨论,多数人会作出正确的选择,“只有人民是创造世界的动力”,不要以为老百姓是傻瓜,老百姓有他的选择。

    如果这个国家搞得民尽财穷,光靠军队、警察和宣传,是维持不了多久的,我们之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我们党在民生方面、在建设国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老百姓是看重这个的,至于你说了什么并不看重。法治的思想观念需要经过宣传灌输,如果灌输的是暴戾之气,那么真正到了危机的时候,就会打砸抢。比如,2011年的时候,反日游行,砸日系车,打日系车主。在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竟然没有人站出来制止,没有人出来保护,这就是“文革”并没有离开我们。

    现在,侵犯人权、破坏法律、草菅人命的事时有发生,一些人只是从道德上谴责官员,这是有问题的。我们要认识到,法律是一种社会契约,大家认定了就要按照这种办法来解决社会矛盾。而法律,首先要执政者来尊重,这样老百姓才会尊重。在很多情况下,法律之所以不能落实,实际上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执政行为中有违宪的情况。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重点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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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结束后,陈小鲁(戴军帽者)等老校友在八中的校庆活动中与老师亲切握手。

      
      陈小鲁,共和国开国元帅陈毅的第三个儿子。虽有着这个响当当的“红二代”身份,但陈小鲁真正进入公众的视野,成为关注焦点总共有两次:一次是最近,他向自己的老师就文革中的所为进行公开道歉;另一次则是在47年前,他提议发起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即文革中名气很响的“西纠”——“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
      从文革初期的造反小将,成长为反思文革,为文革公开道歉的“红二代”第一人。这47年中,陈小鲁这位开国元帅之子经历了怎样的人世变迁和灵魂淬炼?近日,本报记者在北京粟裕将军的老宅中专访了陈小鲁。
      道歉
      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陈小鲁的家不远就是北京著名的旅游景点南锣鼓巷,在这片胡同交错的区域里,散落着大门紧闭的深宅大院和正在改造的大杂院。
      约定的采访时间,陈小鲁准时地等在门口,他衣着平常,眉眼之间和陈毅很像。开了小门进去里面是一个简朴安静的院落,家里的装修还是上世纪的风格,和平常人家无二。
      “你是我接待的第22家媒体了。”陈小鲁笑着说。面对蜂拥而至的采访邀约,陈小鲁并不抗拒媒体:“拒绝谁都不好,总要与人为善吧。道歉之后出现这么大社会反响,我也是有思考,这就说明大家对这个问题有反思的要求。只要你们敢来我就说。”
      他这场具有轰动效应的行为要从一个月前说起。
      10月7日,国庆长假的最后一个休息日,陈小鲁回到母校北京八中,参加了一场特别的道歉会。他作为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会长,与学生代表们一起,为文革时期的所作所为,向当年的老师“公开而正式”地道歉,偿还多年的心债。当时,他是北京八中的“造反”学生领袖、革委会主任。
      “这次公开的道歉源于对文革的长期反思,特别是今年8月18日黄坚传给我的8张照片。”陈小鲁告诉记者。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那一天,陈小鲁和上百万人齐声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走向广场。47年后的同一天,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的秘书长黄坚,将一组有关1966年校领导,被当做黑帮批斗和劳改的老照片发给了陈小鲁。
      “看着这8张照片,一下就勾起了我的回忆。我觉着必须要公开正式地向老师道歉。”陈小鲁说,“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的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第二天,一封落款人为陈小鲁的“道歉信”,出现在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用作内部交流的博客上。
      陈小鲁写道:“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文革’,那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
      反思
      书记华锦不堪忍受欺辱自杀,这对我影响很大,我对“文革”有了第一次反思,反思的直接结果就是组织西纠。
      “我是1946年出生的,3年后全国就解放了。”陈小鲁说。无疑,从他还是一个襁褓里的婴儿开始,他的命运就和共和国的命运紧紧相连,他的人生折射着共和国的历史。
      1949年以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事实上,从1959年以后,我才开始关注政治。”陈小鲁在小学五年级时,遇到了反右斗争。陈小鲁在北京四中上的初中,这时的运动是大跃进了。全民大炼钢铁,就连中南海里的湖边也修了高炉。陈小鲁和他的同时代人,就这样在政治氛围中长大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陈小鲁是北京八中的高三学生。
      1966年,“文革”爆发,学校停课。后来,各个学校大都模仿巴黎公社原则成立“校文革”并选举了文革委员会主任。在八中,陈小鲁得了1100多票,只差20票就满票通过。
      1966年8月19日,陈小鲁做了一件让他后悔终生的事,“8月19日,我发起组织了一场‘四、六、八中’都参加的批判会。会场定在中山公园里的音乐堂。然后我到教育局,找那里的群众组织邀他们一起开大会。开会时,我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不过我不是主持人。”
      陈小鲁直言那时的自己想法比较简单,以为开个批判会,就是组织人发言,发言后就该结束了。可突然一群学生冲上主席台,痛打那些书记们,打得他们头破血流。“我组织开会批判北京市主管教育的领导肯定是错误的,而且在这个会上他们都挨了打。因为我控制不住这个局面。我想象的就是批判一下,大不了喊喊口号,但是直接拿皮带打就失控了。这次会议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感觉很不好,决心以后再不挑头搞这种事了。”
      “21号到22号之间,我们学校书记华锦不堪忍受欺辱自杀,这两件事对我影响很大,这实际上是我对‘文革’有了第一次反思,反思的直接结果就是组织红卫兵西城纠察队。”陈小鲁说,“在成立纠察队之前我并没有什么名气。”
      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后,陈毅告诉陈小鲁:“你前一段,毛主席给你做了结论了。毛主席在会上说:‘陈小鲁好,反对打人。’前一段有结论了,你以后要注意,不要到处惹是生非。”
      到了1967年2月,发生了包括陈毅在内的老帅们,在怀仁堂的一次会议上批评“文革”中一些现象和中央文革某些成员的事件,不久被定性为“二月逆流”。之后,陈小鲁也淡出运动了,他改了名字叫陈卫东,到北京的718厂去劳动。
      但是关于他的种种流言,却没有随着他的淡出而止息,反而愈传愈烈愈传愈广。中央文革也想抓他,找了人秘密搜集他的黑材料,希望从中找出整陈毅的证据,不过没有找到。这时周恩来总理出面了,把他安排到沈阳军区所属的一个部队农场去劳动锻炼。
      转变
      我必须要做一个独立人格的人,必须独立思考不依附任何人,但在体制内很难实现。离开体制,去寻求一个“自由之身”。
      1992年陈小鲁以上校军衔转业,下海经商。
      “其实,从1976年四五事件之后,我就开始对体制产生了怀疑。”陈小鲁说。从体制内到自由之身,陈小鲁说自己是“两步走”。
      1975年陈小鲁成了家,妻子是粟裕将军的女儿粟惠宁,在北京的总装备部工作。1976年5月,已经是团政治部主任的陈小鲁,向军区打报告提出调回北京,提出调动的理由是解决夫妻两地分居。但真正的原因源于陈小鲁自己内心的纠结与痛苦。
      当时,他所在的团是军区“学习小靳庄”的典型,而小靳庄是江青抓的点,他要主管“批邓”和“学习小靳庄”。“那时我已经不像十年前那么盲从,我已经有自己的思考,对批邓很有抵触。我那时候是团政治处主任,28岁,是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级干部。但是我不批还不行,否则我就变成一个反对‘批邓’的人,关照我,培养我的领导他们不都要受累嘛。”
      陈小鲁就给岳父粟裕写信:说能不能给我调动一下?“岳父一辈子在部队里,他还是希望我继续在野战军干。但是,我在信中的一句话,‘道不同不相与谋’,打动了他,他体谅我的困惑。”
      当年离开部队的时候,军长指着自己的椅子对陈小鲁说:“你是我们的培养重点,要不了几年,这个位置就是你坐的。”
      后来,很多人问过陈小鲁:“如果你当年不是坚持调走而是继续留在沈阳军区,你今天的人生会不会是另一种轨迹?”
      陈小鲁说:“其实我早晚会走到今天这样的人生道路上来。”
      1985年,他从英国回国,到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任研究员。一次搞朝鲜战争研究,他去采访当时的军委副主席杨尚昆。采访完,杨尚昆特别对他说:“你对工作有什么想法?要不要换个地方?”他说:“谢谢杨叔叔,我在这里挺好的。”朋友后来对陈小鲁说:“你怎么这么傻,杨尚昆这么问你是有意要提拔你。”陈小鲁回答:“那就是我真实的想法,不过我这一辈子,对当官没什么更多的想法。”
      “‘批邓’之后,我就下了一个决心,再也不说违心的话,毛主席说共产党员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但那时我有所畏惧,我为什么不能说,我怕打成反革命,怕连累我的家人我的战友,这就是一种关系,迫使我说一些违心的话,办一些违心的事。”陈小鲁说。
      在看到了父辈在政治风云中的浮沉之后,在倾听了内心对于做人做事的呼唤后,陈小鲁想尝试另一种生活,这就是到体制之外,去寻求一个“自由之身”。
      “我必须要做一个独立人格的人,必须独立思考不依附任何人,但在体制内很难实现。我不说违心的话,怎么才能不说违心的话?离开体制,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接受1976年的教训,到了90年代,我想开了,我不当官了,按照我自己心里所想去做自己的事情。”
      陈小鲁在1992年转业。之后他下海了,商海里他涉足过多个领域。他曾担任(海南)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现在是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他相信在传统社会里,成事的要素是权力;而在商品社会里,成事的要素是信用。
      陈小鲁说自己有三个座右铭:一个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的,这也是真正的普世价值观。另一个就是毛主席爱讲的“人贵有自知之明”。第三个也是毛主席说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自己不愿意干的,不要加诸别人身上。这样你的处世、待人接物就比较好一点。还有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特别是一定要知道短处。不要以为天下缺你不可。另外我不生事,也不怕事,做个坦荡的人。回顾人生,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至于别人看是好是坏,也无所谓。”
      今天的陈小鲁,和已退休的妻子粟惠宁,平静地生活在岳父的故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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