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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法庭突破“刑附民”死结 将调度贯穿始终【

发布时间:2019-12-13 13:42编辑:政治头条浏览(54)

    这是一起比较典型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只用了一个上午就审判结案。但为此法官已付出了一个星期的努力。他们找来被告人家长以及被害人,让被告人家长亲眼目睹了被害人严重的伤情。当被告人家长看到了自己儿子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巨大伤害,心灵受到了震颤,立即表示愿意倾其所有予以赔偿。他们随身带了5万元钱,又向亲戚借了4万元钱,他们对被害人说:“孩子,只要我们有能力,将来不会不管你的!”

    近年来,江西省上高县人民法院积极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大限度把握一切有利于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结案的积极因素,努力做好当事双方和解辨法析理工作,力促案结事了人和。 2014至2016年三年来,该院审结刑事附带民事案件185件,其中,以调解结案的有171件,调解率达93.96%,并呈逐年上升趋势。因开展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工作,近年来无一起因刑附民调解发生的群体事件、恶性事件,有效保障了涉诉群众的合法权益,推进了社会矛盾化解。 一个原则让调解优先 上高法院始终把调解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判工作的首要选择和必经程序,将其贯穿于案件审理全过程,根据案件审理的不同阶段,结合案情及双方争议点,进行庭前、庭中、庭后三个环节的调解。 在被告人陶某交通肇事案中,一审刑事附带民事判决陶某有期徒刑四年零七个月,被告人陶某不服提出上诉,中院发回重审。案件审理前后历时9个月,最后判处被告人陶某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双方当事人及家属服判息讼。这主要得益于将附带民事调解工作贯穿于案件审理的各个环节,最终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以调解结案。 上高法院把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工作向刑事审判工作延伸。对被害方情绪激烈,但被告人具有从宽处罚情节可以从轻处罚的案件,主动引导当事人,以被告人作出经济赔偿和认罪、悔罪为切入点,征求被害方对量刑的意见,缓和对立情绪,为刑事案件审判打下良好基础。 两个关口兼顾公平与效率 该院在处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过程中,始终把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这两个关口。 “一个法律程序的完结,光靠一纸冰冷的判决书是远远不够的。”这是上高法院刑事法官对处理刑附民诉讼案件所达成的共识。案结事了人和要靠一方悔罪一方谅解,只有双方和解才能把伤害降到最低。 该院在审判中坚决杜绝“以调代刑”和“规避轻刑”行为。该院坚决杜绝案件被告人及其家属利用调解故意规避法律的行为。针对部分被害人为了使被告人继续羁押,故意不调解或者撤回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从重处罚的,如被告人有诚意要调解赔偿,仍然可以对被告人酌情从轻判处。同时把案件调解放在社会价值中进行评判,实现被害人及其亲属满意、被告人服判的双赢局面。 三看机制处理赔偿与量刑关系 “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尽全力弥补给受害人及家属造成的伤害和所带来的痛苦。”在法庭上,被告人戴某声泪俱下,对自己的行为懊悔不已。2016年3月12日,在320国道上高县境内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被告人戴某驾驶的一辆翻斗车与一辆小铲车发生严重碰撞,造成小铲车司机郭某严重受伤、一名同乘人员死亡的严重后果,戴某也因此身陷囹圄。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不仅给双方家人在心灵上造成难以愈合的伤痛,还在经济上使两个本不宽裕的家庭陷入困境。 如何认定被告人确有悔过表现,如何把积极赔偿与“花钱买刑”区分开来,是处理好民事赔偿和量刑关系的关键。上高法院在长期实践中探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新路子。一看认罪态度,即被告人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对自己犯罪的基本事实供认不讳。二看悔罪表现,即被告人要对自己所犯罪行表示后悔和愧疚,并真诚悔过,保证不再犯。三看赔偿积极性,被告人完全满足被害方赔偿要求,或虽未完全满足被害方要求,但尽其所能作出弥补被害方损失。满足以上三个条件即可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四种方法提高调解率 “我们不要钱了,就要被告人一命偿一命。”被害人漆某的父母在法庭上显得情绪激动、态度坚决。几十名亲属围堵在法院门口,扬言法院若不严惩被告人王某,就一直在法院门口静坐。 “像这种受害家属情绪失控的情况几乎在所有刑附民案件中都会发生,受害人家属一时间难以接受失去亲人之痛,我们完全能理解。”具有多年从事刑附民调解工作经验的老法官李珠云说道,如何避免二次伤害,把伤害降到最低,是法官的职责所在。 上高法院总结出四种方法提高调解的水平和效果。一是要耐心做好辨法析理工作,要积极帮助当事双方寻找利益的共同点、平衡点,为当事人顺利达成调解协议奠定坚实的利益基础。二是认真做好情感疏导交流工作,从满足当事人情感需要的角度进行调解。三是根据案件不同情况、不同阶段、灵活采取“面对面”与“背对背”的调解方式,以取得最佳的调解结果。四是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矛盾纠纷的处理,形成解决矛盾纠纷的合力。

    (詹玉旗) 今年以来,河南省淇县人民法院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审判工作中,坚持“能调则调,调解优先”的办案理念,努力创新调解工作机制,真正把解民忧、排民难落到实处,有力推进社会稳定与和谐。第一季度,该院刑附民案件调解结案率达90%,比去年同期的调解率提升了10个百分点。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及时保护,当事人服判息诉率明显提高,收到了良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以往,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结率较低,被害人对此不满,个别被害人的家属上访缠诉,影响到了社会和谐稳定。今年以来,该院在审理此类案件过程中,下大气力化解案件当事人之间的矛盾,通过讲法理、摆情理,让被告人真心悔罪,积极赔偿,主动争取被害人的谅解。 工作中,该院切实加大附带民事赔偿调解力度,努力提高调解兑现率,降低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比例,既保护了受害人的权利,又从源头上预防了 “执行难”和涉法信访问题。他们首先坚持对刑事部分公正审理,为调解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在案件审理中,做到公正审判,不偏不倚,保证双方在心服口服的前提下自愿接受法院调解。在此基础上,他们客观界定赔偿标准,把握好调解的大前提。在案件有调解可能的情况下,细致了解被害人的受损情况及被告人的经济状况,在双方可接受的最大范围内提出调解方案,防止双方因赔偿数额差异太大而协商不成甚至引发新的矛盾。他们耐心细致做好劝导工作,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在审判过程中,引导被告人主动换位考虑被害人所受的损害,不厌其烦地做被告人及其家属的思想工作,动员其主动承担赔偿责任。调解协议达成后,他们还注重催促被告人及其家属按调解协议支付赔偿款,不让调解成果落空。

    有关法律专家对大理市法院的做法给予高度肯定,法官发挥主动性,处处从当地实际出发,处处为当事人着想,突破了审执分离、“先刑事后民事”模式的局限,运用法律智慧,将调解贯穿刑附民案件审判的始终,既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达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近日,记者来到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采访,正赶上一起故意伤害案件的审判。被告人与被害人都是少年,被告人痛哭流涕地对被害人说:“我非常后悔给你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如果将来我出来,我会对你弥补我的过错!”。双方家长也流下了眼泪。法官根据被告人的悔罪表现,以及此前其家长做出的巨额赔偿,宣布对其进行从轻处罚。被告人没有提出上诉,被害人家属对法院的判决也很满意。

    刑附民案件最大的难点是民事赔偿部分。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了解的情况看,要占不能执行案件的20%到30%以上,有的法院不能执行的案件几乎全部是刑附民案件。

    为了切实维护刑事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合法权益,有效减少他们的痛苦,提高民事部分的赔偿率和执行率,大理法院刑庭突破审执分离、“先刑事后民事”的僵化模式,在工作流程上实行逆向操作:当案件到了承办人手上后,在了解案情、分清责任、明白受害人诉讼请求、被告人及其家庭基本情况后,就组织双方当事人及其家属进行调解。

    自从实行刑附民案件庭前调解办法以来,大理市此类案件的执行率逐年上升,2005年调解率为61%,执行率为84%,2006年调解率为90%,执行率为97%,2007年调解率为94%,执行率为98%。

    大理市法院刑庭庭长郑一川分析,造成刑附民案件民事赔偿不能执行的重要原因是,在审判过程中过分强调审执分离,法官只管案件的审判,只强调依据法律条文办案,只注重办案的速度与效率,而不注重民事赔偿是否能得到执行,认为那是执行部门的事。对被告人及其家属来说,既然已经判刑,也就不愿作出赔偿,免得人财两空。而对被害人来说,他们受到的身体与心灵上的伤害远比民事案件要深重得多,如果得不到适当的经济补偿,将雪上加霜。例如,有的刑事案件受害人由于得不到赔偿,不仅要自己承担巨额的医疗费用,而且造成了终身残疾,丧失了生产与生活能力,为其本人及其家属都带来了巨大负担。

    郑一川说,摸清双方的心理底线,利用双方的心理期待,在案件审判前,做民事部分的调解工作,成功率往往较高。对于被告人及其家属来说,法官要让他们了解其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身体及精神上的损害,使他们产生愧疚感;同时,给他们讲解有关法律规定:如果被告人有悔罪表现,积极对被害人进行赔偿与救助,在量刑上可以适当减轻。对于被害人来说,要引导他们提出合理的、切合实际的赔偿要求,告知他们超出法律规定以及被告人履行能力的要求,往往不能实现。通过法官晓之以法、动之以情的工作,双方要求的距离拉近,最终达到调解、兑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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